admin | 怀旧特辑
五年，春，王正月，王使荣叔归含，且赗。三月辛亥，葬我小君成风。王使召伯来会葬。[10]
鲁侯夫人去世，周王室遣人归含与赗，与国君助丧礼节相同。关于这条记载还有两点值得略作说明。其一，《春秋》曰“归含与赗”，可见二者有所区分[11]。《周礼·天官·宰夫》“与其币器财用”郑注：“凡丧，始死，吊而含、襚，葬而赗赠；其间加恩厚则有赙焉。”[12]郑玄认为“含”是吊丧时即需馈赠的助丧之物，与文公五年的记录相符[13]。其二，归赗与会葬非一时一人所行，是两种礼节。周天子或诸侯国君、夫人薨逝，各国皆需派出不同等级的官员会葬，是春秋时期的一般礼节，多见于《左传》[14]。此处为王赗成风者荣叔为周大夫[15]，前来会葬者为世卿召伯，地位更高。
《春秋》及《左传》中提及赗的仅上举两例，皆为周王赐予鲁侯及其夫人的助丧之物。此外，《左传》中还有两例以车马助丧的记载，分别在定公九年和哀公二十三年，后文还将详论，二者都未称“赗”，不能归于此条之下。
赙
《春秋》记“赙”仅一例。《春秋》隐公三年“秋，武氏子来求赙”。《传》曰：“武氏子来求赙，王未葬也。”[16]关于这条经文微言所指，不同的解经者意见不同[17]。无论经文微义如何，既然使用了“赙”字，可知奉“赙”确为春秋时代助丧形式的一种。周平王于当年三月薨逝，约六个月后，天子大夫之族请求鲁侯之“赙”。《左传》还特别强调，此时平王未葬[18]。如果按照上文所举《周礼·宰夫》郑注的理解，认为“赙”是葬时所奉。那么鲁应在会葬时携赙而往，周王室不必派专人来求。从这个角度理解，赙也可以是未葬之前所行之礼，由诸侯奉予天子。
襚
《春秋》及《左传》中出现次数最多，情况也最复杂的就是“襚”。概而言之，《左传》中的“襚”有两种含义，一指助丧所用的衣被；二作动词用，指向死者身上覆盖衣被的礼节，即“衣尸”。为便于区分，下文称作名词用的“襚”为“襚衣”，作动词用的“襚”为“襚礼”。
《仪礼·士丧礼》中对“襚”在士之丧礼中的用法有详细解说，可作为参考：
君使人襚，彻帷。主人如初。襚者左执领，右执要，入升致命。主人拜如初。襚者入，衣尸，出。……亲者襚，不将命以即陈。庶兄弟襚，使人以将命于室。主人拜于位，委衣于尸东床上。朋友襚，亲以进，主人拜，委衣如初，退。哭，不踊。彻衣者执衣如襚以适房。[19]
按照《士丧礼》，君与死者亲属皆可以向死者赠送衣被。但只有君之使者可以行襚礼，其他亲属不能亲为衣尸，只能“委衣于尸东床上”。
《左传》中的“襚”多指襚礼。如襄公二十八年，楚康王卒，其时鲁襄公正在楚国，楚人要求襄公亲行襚礼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九年：
楚人使公亲襚，公患之。穆叔曰：“祓殡而襚，则布币也。”乃使巫以桃、茢先祓殡。楚人弗禁，既而悔之。[20]
楚康王上年十二月卒，楚人使襄公亲襚在次年正月。杜注“诸侯有遣使赗襚之礼”， 诸侯国间本有致襚之礼，皆为使者代行。楚人意在折辱鲁襄公，让他亲为致襚使者之职。叔孙穆子（叔孙豹）使襄公先祓而后襚，使鲁国摆脱了外交困境。
诸侯间致襚，还见于《春秋》文公九年“秦人来归僖公、成风之禭”。成风于文公五年去世，此时僖公更已去世十年，秦人始来归襚。《左传》以为：“诸侯相吊贺也，虽不当事，苟有礼焉。”[21]此处襚指襚衣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既然此时距僖公、成风入葬已颇为久远，这些衣被应当不会随葬。这有异于一般认为襚是“送死之礼”或“棺中之赐”。秦人迟赠襚衣，应是特殊情况[22]。不过，《左传》褒扬此举，以之为“有礼”。若这一立场可以信从，那么，秦人在助丧礼中仅选择致襚，很可能说明这是助丧礼中较为核心的礼仪。
如果以上推论能够成立，《左传》中“襚”出现最多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解释，此外一些关于“襚”的记载也更易于理解。如《左传》襄公三十年，郑国发生伯有之乱，良霄（伯有）与罕、驷、丰三氏发生冲突，最终被驷带率国人所杀：
子产襚之，枕之股而哭之，敛而殡诸伯有之臣在市侧者，既而葬诸斗城。[23]
子产在这场争斗中大致保持中立。良霄死后，子产“襚之”，即加衣于尸。子产所为，应是安葬所需的最低限度礼仪，在“敛”与“殡”之前必定有襚，似也可将“襚”理解为殡殓中最基本的礼仪[24]。
“襚”在丧礼中地位重要，还可举出两例为佐证。一为《左传》昭公二年：
晋少姜卒，公如晋，及河，晋侯使士文伯来辞，曰：“非伉俪也，请君无辱。”公还。季孙宿遂致服焉。[25]
此例亦为诸侯国间致襚。少姜为晋平公宠妾，鲁昭公媚于晋国，少姜逝世后昭公本拟亲致吊唁，被晋人婉拒。鲁人退而更礼，由“季孙宿遂致服焉”。致服即致襚，杜注“致少姜之襚服”。鲁侯亲与少姜葬礼，固然“非伉俪也”。季孙为鲁正卿，自为致服之使，也逾于常规礼节。不过，正因季孙亲自“致服”，且《左传》仅记“致服”一事，似也能说明，归致襚衣是吊丧礼中的关键环节。
另一例在定公九年，齐景公伐晋国之夷仪，敝无存先登城墙，战死于城门之下。齐景公攻克夷仪之后，《左传》载：
齐师之在夷仪也，齐侯谓夷仪人曰：“得敝无存者，以五家免。”乃得其尸。公三襚之，与之犀轩与直盖，而先归之。坐引者，以师哭之，亲推之三。[26]
敝无存并非贵族。齐景公为了表示对敝无存的敬意，使用的礼节是“三襚之”，并赠之以犀轩、直盖，亲推丧车。所谓“三襚之”，杜注曰“比殡三加襚”，孔疏引申为“自死至殡有袭与小敛、大敛，比殡三加衣也”[27]，杨伯峻从之[28]。这种理解需要再作讨论。按照礼书，自死至殡确有袭、小敛、大敛三个环节。不过，齐景公与敝无存此时都仍在战场，是否能行完整的丧礼方始归葬，颇难判断。其次，如果《士丧礼》的记载近真，则小敛之后不再有赠襚之礼，也不存在国君亲襚或遣人致襚的情况。反过来说，如果齐景公“三襚之”分别是在袭、小敛、大敛三个环节的话，在其它记载中应能看到国君在不同环节遣使致襚的记载。但是，目前所存的文献中，不管是何种身份的使者，都仅致襚一次。因此，“三襚之”还是指齐景公在得到敝无存的尸身后三行襚礼，即加衣于尸上反复三次[29]。总之，这个例子中齐景公加厚敝无存丧礼的方式，也是以强调襚礼作为主要手段，这与前文对季孙、子产两例的理解一致。
以上所举诸例，或为诸侯国之间相吊致襚（襄公二十九年、文公十年、昭公二年），或为君对臣的襚礼（定公九年），或为同侪相襚（襄公三十年）[30]。致襚的双方若非身份相等，就是致襚者身份略高，这与《仪礼》的记载大致吻合。昭公九年则记载了一件相反的案例。周王室的甘大夫襄与晋国阎嘉争夺阎地，导致晋国与王室发生冲突。周景王派使者到晋国，通过追述祖先的历史说服了韩宣子，晋与周重归于好：
王有姻丧，使赵成如周吊，且致阎田与襚，反颍俘。[31]
所谓“姻丧”，杜注曰“外戚之丧”。晋人为了示好，不但归还了阎地，而且派赵成吊丧，并赠送了襚衣。这是《左传》中唯一一例诸侯襚王室成员之例。
总结以上关于“襚”的记载，可以得到两点推论。其一，“襚”是《左传》所记丧礼中的核心礼仪；二，行襚礼者，地位一般等同或高于死者，或为地位较高者的替身，仅馈赠襚衣则无此限制。
归纳《春秋》与《左传》中出现的助丧形式，称“赗”者皆为周王室赐鲁；称“赙”者仅鲁予周王室一例；称“襚”者使用最为广泛，自大夫至周王都可以使用，互相赠予的级别也限制较少。
二、含、襚、赙、赗名义考
前文所引《公羊传》、《仪礼》等文献，提出了区分助丧品的两个标准：助丧财货的形式及其归所。在此之外，郑玄又提出了另外两个标准：助丧次序，以及助丧人和死者的社会等级。《左传》定公五年孔疏引郑玄《箴膏肓》云：
礼，天子于二王后之丧，含为先，襚次之，赗次之，赙次之。于诸侯，含之，赗之，小君亦如之。于诸侯臣，襚之。诸侯相于，如天子于二王后。于卿大夫，如天子于诸侯。于士，如天子于诸侯臣。[32]
郑玄的看法与何休不同，在他的体系中，不同的助丧物应在葬礼的不同阶段馈赠：含最先，次为襚，继之为赗与赙。前文曾引《周礼·宰夫》郑注之“吊而含、襚，葬而赗赠”，《箴膏肓》与之一致，又作了更细致的阐发。除时间顺序外，郑玄还认为，不同的助丧物与助丧者和死者的身份有关。只有天子吊二王后和诸侯相吊，需要四者俱全。天子吊诸侯、诸侯吊卿大夫都仅有含与赗，无襚；天子吊诸侯臣、诸侯吊士，则仅有襚，无含与赗。郑玄所构筑的体系十分严整，但还应证之于其他记载。下文即对照上文整理的《左传》中的记载，对助丧的次序、社会等级与助丧财货的关系、助丧物的名与义等问题略作申说。
含、襚
在《春秋》及《左传》中，除文公四年“王使荣叔归含，且赗”的记载外，含的重要性似未在《左传》中得到体现[33]。而“襚”的存在，显然更为普遍和通用，且应用范围与时间也略广于郑玄的总结。
赗、赙
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中“赙”只出现了一次，但无论是在郑注，还是《仪礼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公羊传》等早期文献中，“赙”都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。春秋时代到底是否有金钱形式的助丧，似乎还需要更多证据。依《仪礼》的记载，葬礼中自有致币之礼[34]，这也是郑玄提出“葬而赗赠”的依据。不过，《左传》所载金钱与助丧相关的内容，都较为含混。第一例在文公六年，因听闻晋襄公有疾，提前做了准备：
秋，季文子将聘于晋，使求遭丧之礼以行。[35]
所谓“遭丧之礼”是否皮币一类，难以质言。另一例在昭公十年，晋平公卒，郑罕虎如晋会葬：
九月，叔孙婼、齐国弱、宋华定、卫北宫喜、郑罕虎、许人、曹人、莒人、邾人、滕人、薛人、杞人、小邾人如晋，葬平公也。郑子皮将以币行，子产曰：“丧焉用币？用币必百两，百两必千人。千人至，将不行。不行，必尽用之。几千人而国不亡？”子皮固请以行。既葬，诸侯之大夫欲因见新君。叔孙昭子曰：“非礼也。”[36]
在这个故事中，罕虎（子皮）准备携币会葬，子产不同意，认为保管费用太高，并直言“丧焉用币”，即言会葬不必携带皮币。揆之文义，子皮求币也非为会葬，而是为了朝见新君，即杜注所云“见新君之贽”。但晋人认为服丧之中不宜行见新君之礼，才使子皮“尽用其币”。从此例可见“送死”无需携币，与《仪礼》和郑注不同。至于“吊生”是否需要准备钱币，除前引“武氏子来求赙”事之外，《左传》再无记载。
赙赗二名的混用
《左传》只记录特定的史事，或对特定的经文作出解释，并非巨细靡遗的历史记录。不过，以整部《左传》作为考察对象，不同名称的使用与分别就具有了参考价值。在《左传》中，含、襚、赗、赙从未同时出现在同一次吊生送死之礼中。这些不同的名目，是否如《公羊传》、《荀子》等文献那样，与不同的助丧物品有清晰对应，也还有讨论的余地。
在名称的混用中，赙赗二名最为显著。《春秋》与《左传》中“赗”字的使用很少，“赗”在文公五年后再未出现过。以车马助丧，除了前引定公九年敝无存事之外，还有哀公二十三年的一例：
二十三年，春，宋景曹卒。季康子使冉有吊，且送葬，曰：“敝邑有社稷之事，使肥与有职竞焉，是以不得助执绋，使求从舆人，曰：‘以肥之得备弥甥也，有不腆先人之产马，使求荐诸夫人之宰，其可以称旌繁乎。’”[37]
宋元公夫人逝世，季康子使家臣冉有吊丧，奉之以马。宋元夫人是季康子父亲的外祖母，因此康子自称“弥甥”。这不是诸侯国之间的往来，而是家族内部的吊唁之礼。战国楚地遣策中，不止一次出现了助丧物品的记录。这些助丧物品，也多为车马器，偶有少量衣物。在曾侯乙墓遣策、包山M2遣策中，都有赗赠车马的记录。陈伟首先识别出包山简中记录助丧车马的木牍，并名之曰“赗书”[38]。不过，无论是季康子之赠，还是战国楚地遣策，皆未直接使用“赗”字。与《左传》的记载相参照，“赗”字有可能局限在更高的阶层中。
在其他先秦文献中，“赙”、“赗”及其他助丧物品混用的例子不少。《仪礼》中，“赗”即不能完全等于车马。《仪礼·既夕礼》曰：“公赗：玄纁束，马两。”[39]又有“兄弟，赗奠可也”、“所知，则赗而不奠”[40]。如此看来，则《既夕礼》中的“赗”，更近于宽泛的助丧物品，与币对举，而非专指车马。从所有助丧物品的分类而言，既然《仪礼》中的助丧物品只有“赗”、“襚”、“币”三种名称，那么“赗”似乎可以泛指衣物、金钱外的其他助丧物品。
《礼记》中虽然有“赗”明确指车马的例子[41]，但大略而言时，往往赙赗对举，也是以赙指币，以赗指其他助丧物品。如《礼记·少仪》：
臣为君丧，纳货贝于君，则曰：“纳甸于有司。”赗马入庙门；赙马与其币，大白兵车，不入庙门。[42]
据郑注，赗马主于死者，赙马主于生人，二者都指运输助丧财货的车马。这里，赙、赗的含义范围都超过了《公羊传》的规定。还可再举出《礼记·檀弓上》：
孔子之卫，遇旧馆人之丧，入而哭之哀。出，使子贡说骖而赙之。子贡曰：“于门人之丧，未有所说骖，说骖于旧馆，无乃已重乎？”[43]
孔子临时用骖马助丧，《礼记》称之为“赙”，可见赙未必专指金钱。据此虽不能质言赙、赗二词已可通用，但至少到战国时代，二词之间并不总是存在绝对的分别。
结合前文所引《春秋》中的两条记载，似乎可以推测，春秋时代的“赗”字，有严格的等级限制，不是所有的助丧的车马都可以称为“赗”。自从战国以下，“赙”、“赗”二字的含义也变得模糊，“赙”主要指金钱形式的助丧品，但“赗”可以泛指金钱、衣物以外的助丧之物[44]。
三、结语
到了西汉，助丧的形式与名称都变得相对单一。先秦常使用的助丧形式中，只有“赙”字作为金钱形式的助丧品，依然存在，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。“赗”一词几乎不在实际助丧行为中使用。“襚”仅见于先秦，西汉以来一般写作“裞”，其形式也发生了变化。
所谓“裞”，严格来说指他人助丧的衣物，即裞衣。不过在文献中，“裞”往往可以泛指金钱形式的赙赠。传世文献中所载两汉赙赠习俗，杨树达在《汉代婚丧礼俗考》中梳理甚详[45]。不过，杨书胪列的例证中，仍有一些细节需略作讨论。杨书认为，两汉赙赠可以金钱、力役、缣帛等形式馈赠。细绎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，可知其中所记载的同侪、平辈之间的赙赠，大多直接以金钱形式往来，丧家使用赙金筹备丧礼，西汉尤其如此[46]。西汉国家法赙、官署同僚助丧，也皆以金钱的形式发放。
前文曾论证，《左传》中助丧的核心礼节是“襚”。并且，襚衣的行用范围较广，襚礼则局限在较高的阶层中。从战国至于西汉的出土文献来看，“襚”或“裞”仍局限在特定的阶层之中。这种情况，很可能继承了东周以来的认识，即襚礼重于襚衣，只能由上赠下。“裞”的等级限制，在西汉中后期有所放松。大致可以说，从东周以来，“送终”之礼，特别是赠送衣物的限制，应在不断地松弛和下移之中[47]。不过，需要说明的是，西汉中后期的助丧衣物，未见被称为“裞衣”者，裞衣与襚礼之间的关系如何，还需要确实的证据。
死生事大，《春秋》内容简要，而书卒书葬所占比例特高。理解东周以来的丧葬制度，解明经学阐释与实际行用之间的差别，对理解秦汉时代的发展至关重要。通过梳理以《左传》为代表的先秦秦汉文献中的助丧形式，可对传世先秦文献所记助丧之礼的行用有初步的了解。“赗”仅用于周天子对诸侯国的助丧[48]，“赙”仅出现一次，其他助丧财货的记载也十分有限。“襚”的应用最为广泛，限制也最小。仅就《左传》的记载而言，似乎可以将襚衣看作是助丧财物应用最为普遍的形式，襚礼则是丧葬中最基本的礼节之一。
早期解经者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区分助丧形式。以《公羊传》为代表的文献，认为赗、赙、襚是形式上的不同。郑玄则为这种分别增添了等级与时间顺序。他提出在含、襚是吊丧时所赠，赙、赗是葬礼时所赠。他还认为，只有最高等级的助丧才能够四种兼具。从《左传》中的记载来看，不同助丧形式，确与死者和助丧者的等级相关，但在时间上的顺序先后并不明显。赗、赙、襚三名，在早期或有意义上的区别。战国以来，赙赗二词经常混用。“襚”在西汉以下则改称为“裞”，含义也有所扩大，既可以表示裞衣，也可以宽泛地表示金钱的馈赠。两汉以来，助丧的主要形式是金钱，至今犹然。
注释
*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秦汉遣策的礼仪与信仰研究”（16CZS038）的阶段性成果。
[1] 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隐公元年，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 第2199页上栏。
[2] 《春秋榖梁传注疏》隐公元年：“赗者何也，乘马曰赗，衣衾曰襚，贝玉曰含，钱财曰赙。”（第2366页上栏）说与《公羊》同，《荀子·大略》也有相似的说法：“货财曰赙，舆马曰赗，衣服曰襚，玩好曰赠，玉贝曰唅。赙赗所以佐生也，赠襚所以送死也。”参（清）王先谦《荀子集解》卷一九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8年，第492页。
[3] 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，第2199页上栏。
[4] 《仪礼注疏》，第1153页上栏。
[5] 相关研究如曹玮：《东周时期的赗赙制度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2002年第6期，第39~42页；杨华：《襚·赗·遣——简牍所见楚地助丧礼制研究》，《学术月刊》2003年第9期。后收入氏著《古礼新研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2年，第197~225页。
[6] 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1714页中栏。
[7] 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1717页上栏~1718页上栏。
[8]按仲子薨逝于次年年末，《春秋》经载隐公二年，“十有二月乙卯，夫人子氏薨”，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1719页上栏。
[9]按不计敬王与王子猛，崩葬皆书者：桓、襄、匡、简、景五王，书崩不书葬者：平、惠、定、灵四王，崩葬皆不书者：庄、僖、顷三王。参杨伯峻：《春秋左传注》隐公三年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24页。
[10] 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1842页下栏。
[11]按《公羊传》以为一人兼致含与赗为非礼，《左传》则无讥。可参《左传》孔疏，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1842页下栏。
[12] 《周礼注疏》，第656页中栏。
[13]需要说明的是，郑玄有一套完整的关于助丧物品使用顺序与适用阶层的构拟，未必尽与《左传》中的记载相符，详后。
[14]如文公六年“十月，公子遂如晋。葬晋襄公”；成公十年“秋，公如晋。晋人止公，使送葬。于是籴茷未反。冬，葬晋景公。公送葬，诸侯莫在”；襄公十三年，“秋，七月，叔弓如宋，葬宋共姬”。大夫会葬的例证更多，此处不能尽举。
[15]荣氏可能世代担任天子行人之职。如《春秋》经庄公元年亦有“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”云云。
[16] 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1722页中栏、1723页中栏。
[17]杨伯峻做过总结，大抵言之，《公羊》以为《经》讥刺王室求赙非礼；《谷梁》以为《经》既讥刺王室，也讥刺鲁不助丧；杜预则以为鲁不供奉王丧，致使王室有所求，《经》直书以刺鲁。参《春秋左传注》，第24页。
[18]按平王葬日未见于《春秋》，鲁是否会葬、情况如何，不见于记载。
[19] 《仪礼注疏》，第1129页下栏~1130页上栏。
[20] 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2004页下栏~2005页上栏。
[21] 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1847页下栏。
[22] 《仪礼·士丧礼》中记载了小敛之后致襚的礼节，秦人迟数年方致襚之事，则仅见一例。
[23] 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2013页上栏。
[24]杨伯峻《注》以“襚之”为“衣其尸”，即本文所谓“襚礼”，理解正确。但杨《注》又将“衣其尸”等同于小敛，恐怕没有依据。参《春秋左传注》，第1177页。
[25] 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2030页上栏。
[26] 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2144页下栏~2145页上栏。
[27]皆见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2144页下栏~2145页上栏。
[28]杨说见《春秋左传注》，第1575页。
[29]至于孔疏认为“无存旧是贱人，盖初以士服，次大夫服，次卿服也。下与之犀轩，犀轩是卿车，明三襚终以卿服”，则纯属从“卿车”逆推而来，恐怕并无根据。
[30]良霄死后无人敢于安葬，唯子产愿意为良霄行襚礼，此例未必能直接证明同侪间有相襚之礼。
[31] 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2057页上栏。
[32] 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1842页下栏。
[33] 《左传》中还有两次记载了“含”，一次在襄公十九年：“二月甲寅，（中行偃）卒，而视，不可含。宣子盥而抚之，曰：‘事吴敢不如事主！’犹视。栾怀子曰：‘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？’乃复抚之，曰：‘主苟终，所不嗣事于齐者，有如河！’乃瞑，受含。”（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1968页上栏）荀偃的身份是卿，符合郑注国君赐含的要求。荀偃卒于著雍（晋地），尚未归绛，此处的“含”看不出是否国君所赐。第二次记录在哀公十一年：“将战，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。陈子行命其徒具含玉。”（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2166页下栏）陈逆令随从准备含玉。不过，陈逆非卿，本不具备国君赐含的资格。当然，《左传》意不在记载完整的丧葬过程，君赐之含可以随葬，未必含于死者之口，仅据此两例，不能否定郑说。只能说，在《左传》的记载中，“含”的地位似乎不如郑玄所示的重要。
[34] 参《仪礼·既夕礼》。
[35] 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1844页中栏。
[36] 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2059页上栏、中栏。
[37] 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第2181页上栏、中栏。
[38]陈伟：《包山楚简初探》，武汉：武汉大学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87~192页。
[39] 《仪礼注疏》，第1152页中栏。
[40] 《仪礼注疏》，第1153页上栏。
[41]如《礼记·杂记上》：“上介赗：执圭将命，曰：‘寡君使某赗。’相者入告，反命曰：‘孤某须矣。’陈乘黄大路于中庭，北辀。执圭将命。客使自下，由路西。……宰举璧与圭，宰夫举襚，升自西阶，西面，坐取之，降自西阶。赗者出，反位于门外。”（《礼记注疏》，第1557页下栏—1558页上栏。）此处“赗者”与前文“含者”、“襚者”并举，并明言“陈乘黄大路”，显然指助丧之车。
[42] 《礼记注疏》，第1511页上栏—中栏。
[43] 《礼记注疏》，第1283页上栏。
[44]此处，有必要回到《春秋》与《左传》的文本中。《春秋》中“赗”凡两见，皆出现在春秋中期之前（隐公元年、文公四年），“赙”仅在隐公三年出现过一次。“襚”在《春秋》中也仅出现过一次（文公九年），但在《左传》中多次出现。虽然词汇的使用具有一定偶然性，但或可说明，春秋中期以后，周王室与鲁国之间的吊丧之礼已不能施行如旧。词汇意义的转换，可能与礼仪本身的变化有关。
[45] 杨树达：《汉代婚丧礼俗考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50~154页。
[46] 杨书中所举有以力助丧者，如《汉书》卷四〇《张陈王周传》：“邑中有大丧，（陈）平家贫，侍丧以先往后罢为助。”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2038页）事实上，陈平作为同邑人，本有“侍丧”和赙赠两种义务，因家贫不能承担赙赠，因此侍丧尤力。这条材料亦能反过来证明同邑人有赙赠之礼。杨书中所举赙以缣帛者情况相同，《后汉书》卷二七《王丹传》载陈遵友人死，陈遵赙助甚丰，王丹“乃怀缣一匹，陈之于主人前，曰：‘如丹此缣，出自机杼。’遵闻而有惭色。”（《后汉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931页）此例中王丹特为与陈遵对比，赙以自织之缣，似也不能证明以缣赙赠是当时惯例。
[47] 参田天：《西汉遣策中的裞衣》，《出土文献的世界：第六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集》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。
[48] 前文所引定公九年“（齐景）公三襚之，与之犀轩与直盖”，则是齐侯有赐车，但《左传》并未名之曰“赗”。
本文出处：
陈晓露主编：《芳林新叶——历史考古青年论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5-14页。
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陈晓露老师授权发布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